信惠投资

货币流动性过剩造成了国内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狂热，随之而来的是可以支配的钱大幅增加，当货币的供给超过需要的时候，当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不能吸收过多的资金的时候，通货膨胀似乎成为了必然的趋势。

现在，食品价格的上涨似乎掀开了通胀的序幕。

通货膨胀开始了吗？ 

soonway点评：在管理学角度上，不能设置无用的职位，一个无用的职位可能会带来更复杂的关系、更多的工作量。按照张五常老先生的说法，似乎可称之为“额外的交易成本”。

在举国都陷入经济飞跃的狂热中，股市在短时间内从1000点上升了4倍，“大国崛起”的梦是每个人都如痴如醉，可是我分明看到1929年美国经济崩溃前的影子。

诚然，历史是不可能简单地重复的。但是，历史却是惊人的相似。美国在30年代开始的“耙粪运动”象征着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更新与调节的能力在受到创伤后得到鼓励。随后，清除了诸般弊端的美国经济开始走上健康而长期的发展路程。

而中国其实及其需要“耙粪者”出现，主动清理社会问题，包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。这些现象归根到底是不合理的制度制约着最先进的生产力。因此，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发展过程中绕不过去的难关。

    2007-05-11 16:10:14  来源: 南方周末  作者:姚洋

　　所谓“中国之谜”，说的是，中国的制度安排似乎都与标准的经济学建议相左，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如此之快呢？从浙大拆楼创24亿元GDP这件事上，我想出了一个解释，就是残缺的产权、低效的法治以及过多的政府干预让我们变得更忙碌了，而忙碌本身创造GDP ———我们用过度的劳累绕开了无效制度环境所设置的障碍！　

　　2007年1月6日清晨，随着一声闷响，西湖第一高楼——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三号实验楼被成功定向爆破，倒塌在晨曦之中。这一爆，让浙大入账 24.6亿元人民币。我这里所关心的，不是浙大会怎么使用这笔钱，也不是接手大楼下面土地的香港公司将如何使用这块土地，而是这一爆对浙江GDP增长的贡献。GDP，即国内生产总值，是国内各生产环节上新增价值的总和。按常理，爆破的作用是毁掉一座建筑，也就是毁掉过去创造的价值，而不是创造新的价值。但是，按照GDP统计规则，这一爆创造了至少24亿元的GDP！

　　让我们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。

　　浙大得到的24.6亿元可以分解成下面四个部分：一部分用于支付爆破公司的服务，一部分给政府交税，一部分用于抵扣大楼的净值，最后一部分用于抵扣土地原来的价格。由于是难度较大的定向爆破，付给爆破公司的费用不会低。但是，这个价格是浙江GDP的一部分。首先，从这个价格中扣除原材料费用，我们就得到爆破公司创造的价值；其次，如果没有爆破的发生，提供原料的厂家的销量就会下降。因此，对全社会来说，爆破的新增价值就等于浙大给爆破公司付的费用。政府税收也是计入GDP的，只有大楼净值和土地原来的价格要从GDP中扣除。但是，由于十三年前的建筑成本不高，且经过折旧，大楼净值不会很高，而土地本来就是国家拨给原浙江医科大学的，没有成本。所以，浙大这一爆，至少创造了24亿元的GDP！

　　这看似天方夜谭的事情，却几乎天天在中国发生着。大拆大建是促进GDP增长的最快手段。但是，这种增长是表面的，而不是实质性的，因为拆的过程中并没有创造实质性的产出品，相反，拆本身是在毁灭价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被拆除的建筑的价值很可能被低估。建筑的价值不仅来自建筑本身，而且来自于与建筑紧密相关的衍生物，如商业、公共功能乃至生活方式等等，它们的价值可能远大于建筑本身的价值。

　　这让我想到了学术界讨论过的所谓“中国之谜”。这个谜说的是，中国的制度安排似乎都与标准的经济学建议相左，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如此之快呢？比如，经济学教科书说，定义明晰的私有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，但中国的私有产权却是残缺不全的；经济学教科书还说，良好的法治也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，可是谁都知道中国的法治水平还非常低下；经济学教科书又说，过度的政府干预扼杀经济增长，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经济的介入。这样的对比还可以举出很多，我们该如何解释呢？

　　从浙大一爆创24亿元GDP这件事上，我想出了一个解释，就是残缺的产权、低效的法治以及过多的政府干预让我们变得更忙碌了，而忙碌本身创造GDP！

　　由于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，商家不得不花力气拉关系、找靠山，为此他们要请客，要送礼，这样就增加了饭店和礼品公司创造的GDP。由于法治不健全，企业为了保证货发出去后能收回货款，就必须格外小心，比如让业务员亲自跟着货车跑一趟，而业务员的额外花费自然成了GDP的一部分。当然，如果最终不得不打官司，企业就要雇律师，付给律师的费用也理所当然被算作GDP的一部分。

　　由于政府干预过多，审批手续繁杂，一个项目不仅要省里批，而且还要中央批，企业不得不把宝贵的时间和资金用在和政府打交道上了，但是，由此而多支付的人员工资和消耗的资金又直接或间接地变成了GDP。

　　这些年中央财政收入激增，大批资金以项目投资的形式返还给地方，为了多争取中央资金，“跑部进金”成了地方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由此产生的花费通过航空公司、公路运输企业、铁路局、旅馆、出租车公司以及餐馆转化为GDP。这些活动没有创造实质性的产品，却因为加大了对交通工具的使用而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。环境污染造成对环境的破坏，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花费巨资来恢复生态，但在统计上，这些花费通过对治污服务的购买转化为下一期的GDP。这就好比任由跑在大街上拉着马车的马随地排泄粪便，然后再雇专门的人在后面把马粪铲起来一样。另外，环境污染危害人体，增加个人的医疗支出，而这些支出又成了医院所创造的GDP。

　　但是，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必须发生的，我们不过是创造了可观的账面GDP，与此同时也浪费了宝贵的资源。中国平均每年9％的GDP增长中，有多少是账面GDP呢？这不是一个容易确定的数额———除非我们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微观调查，否则是不可能得到确切的数据的。

　　但是，这里的关键可能还不是账面GDP到底有多大，而是无效的制度环境让我们活得太累。记得十年前刚回国时，我和太太为了办驾照，往车管所跑了八趟！驾照是拿到了，但我们感觉很累。即使扣除账面部分，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仍然会很高。但是，我们应该意识到，我们本来是可以比较轻松地达到这个增长速度的。所以，“中国之谜”的谜底是，我们用过度的劳累绕开了无效制度环境所设置的障碍。

　　(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，电子邮箱yyao＠ccer.edu.cn)